（前语：印象中，先有老三届的概念，后才有新三届。老三届特指66、67、68三届高中生，后有人把这三年的初中生也归入这一范畴。因为这六届学生的命运受文革影响最直接，但受影响的何止六届，于是，这个概念又湮迹到十年文革时期受影响的所有年轻人。新三届特指恢复高考后的77、78、79三届，当然包括幸运者和欠幸运者。两种提法，实际上是历史聚焦镜在同一群体上的移推，既然如此，本文叙事，索兴两个三届并提）
我们老三届新三届人，有回乡青年，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也有其它原因来到农村的，大家都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。第一代农民为共和国奠基，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其中包括用镢头、锨、扁担、土簊、钢钎和锤头，在祖国的大地上，建造了星罗棋布的水库，挖疏出纵横交织的河渠……
务农十余年的我，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。
第一代农民记工分方式，完成了共和国水利宏伟布局
我国至今共有九万多座水库，其中95%是第一代农民不向国家领取任何报酬建成的；我国内陆有成千上万条河渠，其中绝大多数也都由第一代农民以生产队记工分方式开凿疏浚的——年轻的朋友初一听，哇塞，你骗人！
真的不骗你，中国的第一代农民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，不拿国家一分钱，为共和国造了近九万座水库，并治黄、治淮、治海河，开挖和疏浚了数不清的河渠（红旗渠是其中一例），把共和国的水利，修理得整整有条，涣然一新，没有向国家要过任何报酬。不信，请去查一查水利部的权威文件。
这种伟大的奇迹，只有中国才会出现，且只出现在新中国的初期——百废待兴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时期。
（人山人海的水库工地）
有人说，农民没向国家要一分报酬？生产队不是给工分了吗？年轻的朋友，您可能不了解历史，当年的生产队都是依靠有限的土地自己刨食的，刨来的食凭工分分配，总工分高，每个工分分配值就低。农民用稀释自己锅里食的方式，完成了重整河山的巨大任务。以我们生产队为例，由于造水库挖河道的基建工太多，年底的工分值，被降低至5角、3角，甚至更低……
又有人说，兴修水库目的是防止农业水旱灾害，是农民为自身福利而苦。此话只对了一半：当年农民举全国之力重整河山，是既为己又为国。水利建设是延续世世代代的利国利民。现在城市生活供水，工业供水、发电、交通、旅游、养殖，哪一样与当年水利建设无关？
1949年前，中国只有二千多座水库。建国后，中国的水库总数为九万五千多座，其中95%以上为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年代所建。这三十年间，共建水库近九万座，其中大型水库三百多座，中型水库四千多座，小型水库八万余座。这些水库中，土石大坝的又占95%以上。
土石大坝，意味着都是农民以肩挑背扛的方式筑就的，扁担、土簊、镢头、钢钎、锤，是他们基本的劳动工具。你见过当年的水库工地吗，真的是人山人海，他们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发扬愚公精神，筑起一座座大坝。中国农民，就这样惊人，这样伟大！
除了修水库，中国第一代农民在建国后还开始了以治黄、治淮、治海河为标志性工程，对祖国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所有河流进行河堤修缮、河道（渠道）开凿、疏浚清淤。这些伟大的工程也都是以记工分的方式完成的。记工分，意味着农民是自己代国家给自己发报酬，世界上哪个国家做得到？
每年农忙一结束，农民们扛起铺盖，自带食粮，浩浩荡荡去水库工地和河道治理工地，用简陋的工具，象蚂蚁啃山一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硬是造起了一座座大坝，挖出或疏浚了一道道河流。须知当年的大多数农民，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状态下完成这些宏伟工程的。他们召之即来，工期结束又都空手而归，充其量是生产队记工簿上多了几个工分而已。
请记住：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代农民！
童年记忆中，大规模建水库始于1958年
我老家一边靠山，一边靠田，造水库是在1958年冬天开始的。那年我才8岁，记得滴水成冰寒风怒号的寒冬，每天天不亮出工号声响起——那个时候讲究军事化，全公社各村用的是军号——在黎明前的村子里久久回荡。
吹头遍号，母亲就抢时间先把我们拖出被窝穿好衣服（因为她怕天亮后我们自己穿不好），然后把睡意朦胧的我们，再塞回被窝里。当第二遍号响起，大人们便拿起门后的担钩和土簊，顶着晨星，匆匆向水库工地赶去。
我们兄妹4人，我最大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分别是6岁、4岁和2岁，有时候被穿衣折腾醒了后，再也睡不着，望着窗外黑古咙咚的天，听着拍打着窗棂的寒风，吓得睡不着——我先起来，领着弟妹只能互相看着哭，恐惧地在屋里等天亮——这是造水库对我上的第一课。
我们读书的小学，刚好位于水库工地不远处，放学后，同学们总会结伴去工地看热闹。我们亲眼看到，位于水库底和水库坝外的两个尼姑庵被拆掉，尼姑们去向不得而知。最使我们惊怕的是，被取土的山坡上，坟墓都被掘开，有主的将骸骨移走，无主的，森森白骨被拋于荒野，骷髅遍地，使人骇怕得不敢近去——山坡上的土，被如潮的人流挑往大坝。大坝上，夯歌此起彼伏，唱的多为临时起意的信口胡诌，多为善意的相互调侃，但我们人小，听不出可笑之处，只能从人们的哄笑中，感觉出领夯歌者没有恶意……
那个时候，大概正规的工程技术人才缺乏，小型水库工程负责人多由农民中稍有知识的人担任，没有工程监管部门的资质证书，这也许与当时大跃进敢想敢干的氛围有关，当时我们家乡建造水库，工程师叫谢开洪，是嘉溪村的一个知识农民，稍懂点土木工程知识，于是被公社聘来负责水库建造的工程设计与监管。水库完工后，他的名字被刻在启闭室水库建造记事的石碑上：工程师谢开洪。
造我们家乡的水库，最可惜的是，有人提议用牛车运土，那时没有橡胶车轮（中国当时工业实在太落后，乡村的人力车，鲜有橡胶轮胎的），于是有人建议用木轮，一声令下（当时刮命令风），山上数十上百年的松树，顷刻间纷纷被斫倒，造成木轮车，各生产队的牛，也汇集到水库工地。但牛车运土，木轮易折，工效不高，折腾了几天，坏木轮堆成小山，牛们被遣返，恢复人工肩挑……
最有趣的是下雨天，水库工地不能劳动，民工们被集中起来，组织想象共产主义（大概算是政治学习），要求大家说说共产主义生活，有人说每天吃白米饭，有人说像工人一样也有星期天……某个民工突发奇想，说：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！ 好，主持人一拍大腿，说他说得最到位。
于是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成了当时农民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情景——因为当时的农村，大多是独层砖瓦屋、土墙屋、草屋，电灯是城市生活的象征，电话更是农民难以想象的。现在居然能把生活想象到这种水平，也算是石破天惊了。
从那时起，这句话成了人们向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经典，老师在课堂上教育我们，共产主义生活就是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……
两年后，我家乡的第一座小型水库建成，因为水库坐落在灵峰山下，故名灵峰水库，归公社所有，利益全公社共享。
（灵峰水库，库底还淹没着一个庵）
灵峰水库在建成后的第二年，因遇特大暴雨，大坝溃了，好在水库不大，蓄水量小，没有给地方造成大灾难，但我亲眼看到，浑浊的黄水，在家乡的道路上恣意地横冲直撞，水漫过小腿，但不久就退下去了。事后，有人调侃说：这水库是谢开洪负责建的，开洪开洪，总会开一次洪。有人调侃得更诙谐：谢谢开洪！
1959至1961年，正好是我国粮食最困难的时候，人人半饥半饱，但全公社的民工照常早出晚归建水库。记得1960年，我叔叔长期在外建水库，只农忙才回来。到了腊月三十，叔叔终于回家了，解开铺盖卷，拿出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包，激动地解开，说：工地奖励每个民工三斤年糕，我们过年吃年糕！奶奶和我开心得不得了……
1965年以后，三届人也加入了水利建设的大军
老三届新三届人加入第一代农民行列大多在1964年以后，那个时候中国的水利建设方兴未艾，他们以回乡青年、知识青年、城市精减人口或下放之家子女的身份，纷纷加入这支建设大军。
1964年我辍学了，第二年正式成为农民。十几年中，农闲时先后参与灵峰水库、新路岙水库和城湾水库的建造。灵峰水库主要是溃坝后的修复加固，新路岙水库建成于1961年，我参加的主要是大坝的升高和加宽，而城湾水库则完全是在1970年才开始建造的，从挖坝基开始，直到水库建成，先后五六年，农闲时节我们生产队有一半劳动力，就在这个水库工地上。
工地上，活跃着一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进行着勘测、丈量、计算土方石方，在显眼的山坡或陡峭的岩石上用石灰水刷写巨幅标语……年轻的音容笑貌，至今仍镌刻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敢说，他们大多是老三届新三届人。
记得当年新路岙水库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，尤其是此起彼应的打夯歌，历历在耳：太白山，高又高，山下就是新路岙；新路岙，水库造，年年多种连作稻；连作稻，产量高，家家户户捣年糕；……领夯歌的是位年轻人，我估计是有文化的老三届，否则夯歌何能如此押韵？
（新路岙水库，现被誉为北仑明珠之一，1965年后由老三届人管理）
我挑着土箕泥担，穿梭于人流中。寒风凛冽的工地上，红旗猎猎，热火朝天，有的农民挑得热汗涔涔，甚至有人只穿一件衬衣，从周边山上，挑着挖下来的泥，一担一担往大坝倒，喊声如潮，人流如蚁……
当时为了防止出工不出力，一开始，对劳动定额采用个人竹筹计数法，农民每挑一担土，站在路边专发竹签子的人发给一枚筹子，但超额了没有奖金，只予以表扬。农民只要脸上有光，比拿到奖金更开心，每天比超额了多少。再后来，水库工地多以人力车拉泥运石，以生产队完成的土方石方计额，由水库工程管理人员对挑到大坝上堆出来的土堆石堆，量出长、宽、高。发竹筹或量土方、石方都是为了记录这个生产队在建库中，分摊下来的任务完成得如何。完成了就可以回去，待新指标分配下来后再上工地，一轮一轮，周而复始。
当年的建库，也常出现骇人听闻的工伤惨案。七十年代初，城湾水库大坝是用履带重型拖拉机压土的。拖拉机在大坝上一次次往返，日夜反复碾压，轰鸣声不绝于耳，驾驶员十分疲惫。随着大坝渐高，与旁边的深涧落差很大，某天夜里夜间作业，因为拖拉机的灯光照明有死角盲区，在碾压大坝临近深涧的边沿区域时，拖拉机手连机带人坠下涧底，拖拉机手摔昏后压于履带下面，而拖拉机倾翻着没有熄火，履带照常转动，人被卷入履带，被搅碾到油尽机停，直到天亮才被发现。这个惨剧，闻听后使我索索发抖。当时，胆大的农民，还凑近去看过，血肉模糊的现场，惨状不忍猝言。当年的拖拉机手，据说是个高中毕业生，新婚不久，依年龄推断，就是我们老三届中的一员。
在当年建水库凿河渠战天斗地中，惨案频频。农民们凿山放炮，误炸而亡的有几多，因取土而造成塌方滑坡被压死的有几多，他们有多少是老三届人，都无法统计。他们当年风华正茂，却为治理祖国山河过早献出了生命，过早退出新三届人行列。
（城湾水库，也被誉为北仑明珠之一。当年工程由老三届人主导）
从1958年以来，宁波地区共建成124个水库（其中大型的6座，中型的26座）。光是我家乡北仑区，就有34座，其中新路水库和城湾水库是中型级的，都被誉为北仑明珠。当年的小型水库一般由当时的公社（现在称乡）成立水库指挥部，组织全社力量建造，费用公摊，水库造成后利益共享。中型或大型水库一般由数个公社或数个县联合建造，联合指挥部调集各公社或各县力量，人财物统一调度，数年如一日，建库不止，直到完工。这些水库，当年都是为了抗旱蓄水而建，现在大多已起到供能发电、水产养殖、抗旱蓄水、供应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，以及旅游观光等综合性作用。
除了修水库，十年务农中也记不清参与了多少次开河挖浦（疏通海涂）。每次接到通知，卷起铺盖，带足半月或一月食粮，到工地附近的农家，借一个能容数十人打地铺的堂屋，地上铺好干稻草（防潮寒），然后成排摊开被褥，白天在工地拚尽全力完成挑土任务，晚上疲惫不堪地在这种地铺上沉沉睡去。
我记得那些年我最开心的，是下雨，因为下雨泥糊，不能干活，只能等天晴土干才能重新开始。每每听着屋檐的雨点声，我们懒慵地卧躺在地铺上，舒展着酸痛的筋骨，感恩老天在体谅自己。
冬季，掏河工地上，结着薄冰，赤着脚，挑着一担担淤泥，装泥的土箕沾满了湿泥，倒也倒不尽，连空土箕往往也几十斤重，装满泥就一二百斤，一天数百个来回，累啊！
（北仑人工开凿的梅山大河，从设计到施工都有老三届人参与）
六七十年代，农忙一过，秋风乍起，修水库、凿河道的指令就一级一级下达了，生产队只留守部分劳力打理田间农活，其余的，背上铺盖和食粮，两个担钩在胸前一扎，斜挎着扁担象背着枪，浩浩荡荡出门去。队伍与队伍在路上相遇，对方队伍中年轻人中，肯定有不少老三届新三届人，但相互打听的是：你们是哪里的，去做水库还是挖河？这种景观，数十年间，从未间断。
修水库、掏河，一般每年在秋冬两季为主，农民们像军队打仗一样，一批人回来休整了，另一批人又到了工地……
数十年，谁能组织起来？谁能坚持下去？唯有在中国！正是四十年前亿万不知疲倦的第一代农民，才成就了今天共和国水利建设伟业！
也许，这是当年历史赋予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，当年的其中一员——老三届、新三届，有的至今身上可能还留着创伤，但相信任何人回忆这段岁月，心里涌起的，虽有些许历史悲凉，但主要的是由衷地自豪。
谨以以上的回忆，怀念当年筑水库，挖河渠中与我同一生产大队相处甚密的老三届新三届，但这些人现在已各奔东西，大多失联，他们是：张佐治（知青）、张仿治（知青）、方康恒、方彝立（知青）、方彝吉（知青）、方彝喆（知青）、方菊玲（知青）、方铁亭（知青）、王小财（知青）、任依康（知青）、张孝渔（知青）、董胜利（知青）、王华义……这些人，有的77年以后考上了大学，有的返城，有的出国，也有的不幸早逝。除了以上相熟的，还有更多的回乡青年，本属老三届新三届，他们在农村，有的成了干部或企业家，但更多的，已同化于农民，在精神层面对老三届新三届的概念完全陌生，已悄无声息地湮没在时代洪流中。
2023年1月29日
（后续的话：写本文时，一个痛点老是困扰着我，那就是1975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造成的巨大灾难。板桥水库建造起始于1951年，建成于1956年，于1975年发生溃坝，酿成令人痛心的结果。但我想，这不应该作为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水利建设巨大成就的理由，更不应成为否定我国第一代农民重整山河的巨大贡献。因为河南的板桥水库溃坝，有三个重要原因，一是当年囿于技术人才和资金缺乏，建造质量难免低劣；二是当年建造水库指导思想单一，只考虑蓄水不考虑泄洪，且后期对泄洪设施管理不善，危急关头官僚主义严重，延误泄洪时机；三是当年7.31台风行踪诡秘，几乎是偷袭了河南驻马店地区，使水库建造前只根据有限的水文资料，所评估的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相形见拙，雨量超过所评估的三倍，五天间降雨3200毫米——当然，事先评估失误这也属人为失误。三个原因，后两个更重要，因为全国其它地方的某些水库，也存在质量问题，因为管理严格，防患未然，后来都进行了整修加固，现都已无大虞。又，河南板桥水库的建造，早于老三届新三届融入新中国的治山治水，于是，我还是决定写下以上拙文，以志老三届新三届人在这个领域付出的芳华）
